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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先賢:與古文字打交道的于省吾
發布日期:2019-06-13 來源: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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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字思泊,號雙劍誃主人,又號澤螺居士、夙興叟,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顧問,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古器物學家、訓詁學家。于省吾于1896年12月23日出生于遼寧省海城縣。7歲入私塾,1919年畢業于沈陽國立高等師范,畢業后至1926年,于省吾曾先后擔任安東縣縣志編輯、奉天交通銀行職員、西北籌邊使署文牘委員、奉天省教育廳科員兼臨時省視學、江蘇督辦秘書、奉天省城稅捐局局長等職。1928年,張學良和楊宇霆籌建專講國學的奉天萃升書院,于省吾受聘為院監。1931年,受“九一八”事變影響,萃升書院停辦,于省吾亦于事變前夕遷居北京。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于省吾曾先后擔任輔仁大學講師、教授,燕京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講授古文字學和古器物學。1952年,于省吾受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1955年,受匡亞明先生之邀,于省吾來到東北人民大學(后更名為吉林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并定居長春。因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于省吾曾先后受聘為吉林省政協常委、吉林大學歷史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語言學會顧問兼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中國訓詁學會顧問、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1984年7月17日,于省吾病逝于長春。

實事求是進行研究的古文字觀

在治學方法上,于省吾對乾嘉學派嚴謹的治學態度頗為推崇,亦吸取了孫詒讓文字偏旁分析的方法以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在古文字考釋以及先秦秦漢典籍的校訂與注釋方面取得了重要學術成就。

于省吾之所以能夠在古文字釋讀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是因為他堅持以字形為基礎,實事求是地解讀古文字。然而與此同時,有一些學者對古文字的研究極不嚴肅,在他們看來,釋讀古文字無異于猜謎。于省吾堅決反對這一學術風氣,并總結了自己的研究理論,他認為,“契學多端,要以識字為其先務”,又指出“考名識字,必須先定其形,形定而音通,形音既塙,其于義也,則六通四辟,覆諸文理與辭例,自能訴合無間矣。”于省吾的這一古文字釋讀方法,對后來的古文字理論及實踐研究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78年,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釋林》中進一步總結了古文字的考釋方法,他認為:“過去在古文字考釋的方法上,長期存在著唯物辯證法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斗爭。古文字是客觀存在的,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尋。其形、音、義之間是相互聯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研究古文字,既應注意每一個字本身的形、音、義三方面的相互關系,又應注意每一個字和同時代其它字的橫的關系,以及它們在不同時代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縱的關系。只要深入具體地全面分析這幾種關系,是可以得出符合客觀的認識的。有的人完全不懂得這種唯物辯證的認識方法,說什么‘研討三千年上之殘余文字,若射覆然’,其影響所及,使古文字考釋工作陷入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的泥淖。還應當看到,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與義或一時不可確知,然其字形則為確切不移的客觀存在。因而字形是我們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的唯一基礎。有的人卻說:‘考釋文字,舍義以就形者,必多窒礙不通,而屈形以就義者,往往犁然有當。’這種方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必然導致主觀,望文生義,削足適履地改易客觀存在的字形以遷就一己之見。這和真正科學的方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在這方面,清代考據學家的成果,仍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參考和吸取的。清代考據學盡管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的精神,是應該加以肯定的。”于省吾以字形為基礎,堅持形、音、義三者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后來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甲骨文與金文的研究成就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主要體現在甲骨文與金文研究兩方面。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于省吾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了《雙劍誃殷契駢枝》《雙劍誃殷契駢枝續編》和《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這三部書在前人的基礎上考釋出或糾正補充過去不識及誤釋的甲骨文共100余字,是繼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以來釋讀甲骨文字最多的著作,且以釋字精深為人稱道。1979年,于省吾總結其研究成果,匯編成《甲骨文字釋林》一書。此書收入其所新釋或糾正過去誤釋的甲骨文300余字,為于省吾甲骨研究之精華。其中對于諸多甲骨文字的釋讀已成為學界不刊之論,如對甲骨文屯、萅、虹、奚、氣、孚、甲等字的釋讀均確不可易,令人信服。1977年,于省吾應中華書局之邀,主持編寫《甲骨文字考釋類編》一書。該書最后于1996年出版,更名為《甲骨文字詁林》,全書共300萬字左右,是甲骨文字考釋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金文研究方面,首先,于省吾在金文的收集、整理及刊布上有著重要貢獻。他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版了《雙劍誃吉金文選》《雙劍誃吉金圖錄》和《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三部金文著錄書。1957年出版《商周金文錄遺》,收錄600多件銅器拓本,為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作了重要的補遺。在青銅器銘文考釋方面,于省吾亦有較多代表論作,如《“鄂君啟節”考釋》《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等文,均提出了獨到見解。

古文字研究中的灼見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的過程中認識到孤立地研究古文字是不夠的,需要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出發,結合文獻中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產、生活、社會意識等內容來追溯古文字的起源。例如,商代后期的《玄鳥婦壺》銘文中的“玄鳥婦”三字,研究者未能確釋,于省吾從原始氏族社會圖騰崇拜的角度出發,結合傳統典籍中有關“玄鳥生商”的記載,發現壺銘應釋為“玄鳥婦”,它標志著作壺的貴族婦人是以玄鳥為圖騰的商人后裔。這一研究得到文獻記載與出土實物的交驗互證,為商人圖騰找到了實物依據,從而使過去一向被認為是怪誕不經的“玄鳥生商”問題得到了合理解釋。

于省吾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時,亦注意到古文字資料對古籍校訂的重要性。于省吾認為,“先秦典籍,由于口傳耳受的師說不同和文字本、借的不同,由于金石銘刻和竹木帛紙以及傳抄、刻本的差異,由于古篆、蟲鳥篆、小篆和漢代分隸、六朝別字的變化無方,因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古籍傳本的文字,已經輾轉傳訛。”又指出:“清代學者由于受到時代和材料的限制,他們研究文字以《說文》為依歸,實則用東漢人所撰的《說文》,以訓釋先秦典籍是間接的,用地下所發現的商周時代的文字資料,以與同一時代的文獻相證發是直接的。比如醫師施藥餌于患者,用飲服方法,由胃以達到血里是間接的,用注射方法是直接的。直接要比間接的效果大的多,因為考據最貴簡捷了當,假如用間接搪橋式的遞連辦法,就很容易穿鑿附會,甚至有時會把甲考證成乙。我們應該以地下文字資料為主,以文獻為輔,相為補充,相為訓釋,交融互證,這樣作,才能逐漸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而取得統一。我們應該從現實出發,以吸取古人的菁華,作到古為今用,鉆進去還要鉆出來,而不充當古人或古籍的俘虜。我們今后需要繼承清代學者對于古籍考證中的優秀成果,進一步運用古文字的構形、聲韻、訓詁這一有利工具,并結合近幾十年來所發現的古代遺跡和遺物,加以分析綜合,作出新的貢獻。”于省吾晚年亦重申了這一理論思想,他指出:“在先秦古文字資料大量出土的情況下,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考釋先秦文獻,無疑是更為直接而有效的。”這便是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校訂先秦典籍的理論思想。

于省吾在研究古文字的過程中,亦在文字學理論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文字起源的問題上,于省吾認為:“六書次序以指事象形為首,但原始指事字一與二三亖積畫之出現,自當先于象形字,以其簡便易為也。此類積畫字,本無任何神秘性之可言。《淮南子·本經》:‘昔者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乃荒誕之神話,不值一駁。實則原始人類社會,由于生產與生活之需要,由于語言與知識之日漸進展,因而才創造出一與二三亖之積畫字,以代結繩而備記憶。雖然幾個積畫字極其簡單,但又極其重要。因為它是我國文字之創始,后來才逐漸發達到文字紀事以代表語言。于是既突破空間與時間之限制,同時亦促進人類文化之發展。”

于省吾在古文字研究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古文字學這一學科應該是為研究古代歷史服務的。正如于省吾在1962年再版《雙劍誃諸子新證》中所說:“清代考據學風,鼎盛一時,許多考據學家對于古籍之目錄、辨偽、輯佚、校勘以及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頗能實事求是,饒有發明。但其弊也,則流于支離穿鑿,冗蔓繁瑣,無裨宏旨。我以為考據而得其當者,只是史料之整理與復原工作,并不能闡明歷史之發展規律也。”

于省吾進一步認識到出土材料對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進一步發展王國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指出:“地下資料和先秦典籍兩者還應該有主輔之別,即以地下資料為主,典籍為輔,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和其他考古資料是原封未動的最可靠的資料,這和輾轉傳訛不盡可據的典籍記載是有主輔之別的。”于省吾這一理論對后來的古史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1983年秋,于省吾抱病赴香港參加國際中國古文字學術研討會,由于旅途勞頓,加上返校后又馬上給進修班講課,遂病重住院。1984年7月17日,于省吾在長春與世長辭,享年88歲,他的逝世是古文字學界、歷史考古學界、古籍整理學界的巨大損失。于省吾的一生都在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域,給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治學精神與治學方法。(吳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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